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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 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 ：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 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 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 ，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 的共同体 ，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 ，对本地主保圣人 的崇拜和纪念 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 ，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 。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 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城市 ，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 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 是市民团结 的重要纽带 。这种类型 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 的法国东北部地区 ，比较有代表性 的 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 ，城市存在的意义就 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 ，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 的掠夺 、流民 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 ，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 ，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 ，此类城市 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 。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 ，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 ，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 ，街区是正式 的基层治理框架 ，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 ，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 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 ，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 。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 的纽带和基层治理 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 的构成 。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 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 ，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 、婚姻和去世 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 的信息 。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行会 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 。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 、并为成员提供保护 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 ，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 ，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 的基层治理模式 。
大体来说 ，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 的基层治理组织 ，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 。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 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 ，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 ，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 ，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 。其次 ，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 ，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 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 、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 的大城市 。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 。作为首都，巴黎市民 的多样性不言自明 ，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 ，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 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 ，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 的历史背景 ，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 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 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 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 ，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 是一致 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 、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 ，由区长 、五十户长 、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 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 ，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 的市民显贵兼任 ，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 。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 。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 、选区和军区为一体 ，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 。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 ，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 ，促进市民 的团结和城市 的稳定 。
然而 ，市政街区 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 。首先 ，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 是有产者的自治 。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 。这意味着佣人 、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 的对象 。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 ，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 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 的凝聚力 ，并造成街区制度 的衰落。其次 ，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 ，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 ，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 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 的差距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 ，近代法国国力 、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 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 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 、开放性、包容性 的特征 ，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云南“00后”铁路新警 的春运初体验******
(新春走基层)云南“00后”铁路新警 的春运初体验
中新网昆明1月31日电 题：云南“00后”铁路新警的春运初体验
作者 徐红 刘翔
清晨 ，云南开远铁路公安处富宁站派出所的“00后”铁路民警程清林穿好警服、佩戴好警用装备，开始他一天 的春运执勤工作 。
富宁县作为云南省的“东大门”，是通往广西、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 的重要门户，而富宁火车站则 是辐射周边地区100余万人口 的交通枢纽。春运期间，该站旅客流明显增多。
这 是程清林参加铁路公安工作以来 的第一个春运，对刚到派出所一个月 的他来说是一次挑战 。在执勤的一天里 ，他没有一丝松懈 ，紧跟着“老铁警”张高义 的脚步穿梭在火车站的候车区 、售票厅 、安检口等各个区域 。
上午8点，送走第一趟开往昆明 的始发列车 ，程清林来到安检口执勤，不时给在传送带上取行李 的旅客搭把手。一边执勤，他一边向张高义请教，加深对危险品识别、普通报警处置 、查缉查堵等工作的理解 。
图为铁路民警程清林熟悉指挥室工作。 云南开远铁路公安处供图一波客流高峰过后，程清林又来到候车大厅，拿起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材料走向人群。提醒旅客注意电信诈骗 的同时 ，他也不断提示正在低头看手机或闭眼休息的旅客，小心看管好行李物品 。春运以来，他已经帮助旅客找回遗失行李物品5件 。
春运期间，乘客携带烟花爆竹乘坐火车的情况增多。一位老年旅客不理解禁止携带爆竹进站的规定，和安检员辩驳起来 。程清林见状连忙上前安抚老人 ，并耐心向其解释相关法律条文 ，并说明禁止携带物品带来的安全隐患，最终获得了乘客的理解和配合。
指挥室是整个派出所工作的“中枢”和“大脑” ，熟悉每一个系统与流程 ，学习接处警处理也 是程清林的工作之一 。“我在学校 的专业是网络安全与执法 ，工作之余 ，我也得精进专业学习 ，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才能干好公安工作 。”他说 。
晚上11点，冬夜的站前广场已鲜有人迹，程清林还没有结束工作，他跟随队伍在广场上巡查。今年是他第一次春节与家人分隔两地。“这次特别的春运执勤初体验 ，让我更加理解作为警察 的担当与责任，用我们的坚守 ，守护万家团圆 。”(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 ：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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