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 。1月11日 ,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 ,近日 ,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 :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 ,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 ;生育第二个子女 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 ,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 ,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 ,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 ,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 是生育二孩、三孩 的意愿 ,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 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 ,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 ,市县 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 ,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 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 ,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 ,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 ,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 ,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 ,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 的攀枝花户籍家庭 ,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 ,直至孩子3岁 。
后来 ,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 ;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 ,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 ;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 、黑龙江 、云南 、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 ,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
相较于省级层面 的要求 ,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 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 ,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 ,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 的家庭 ,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 ;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 、三孩的夫妻 ,每月补贴200元 、400元 ,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 ,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 。如,北京市明确 ,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 ,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 的本地户籍家庭 ,增加1套购房指标 ,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 ,生育二孩 、三孩 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 的政府补助 ,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 的社会保险费用 ,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 的给予80% 的补贴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 ,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 的资助;安徽省规定 ,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 ,其恢复生育手术 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 ,育儿补贴,实际上 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 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 的建设 ,第三种 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 的效果可能不一样 ,“在经济发达地区 ,育儿补贴 的作用其实是有限 的 ,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 、儿童养育 、儿童教育 的成本都非常高 ,以及母亲生育 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 ,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 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 。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 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 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
对此,任远建议 ,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 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 、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 ,来提供相适应 的生育支持政策 。比如 ,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 是来自工作和家庭 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 ,此外 ,家庭 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 ,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 ,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 ,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 ,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0年 ,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 ,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 ,低于发达国家 的平均生育水平 ,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 的稳定在1.8左右 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 ,少子老龄化 的问题在日本 、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 ,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 ,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 的下降 ,比中国要早 ,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 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 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 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 ,日本和韩国 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特别 是韩国 ,“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 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 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 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 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 的,“比如我国 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 ,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 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 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 ,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 ,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 ,人们 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 的效果 是有限 的 。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 ,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 ,“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 的生育文化 ,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 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 ,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 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 的发展逐步减弱 ,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 ,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 的重新塑造 ,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 的改善 ,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