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网络购药更安全更便捷******
随着药品网络销售活动日趋活跃,足不出户在网上购买常用药 、急用药 ,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 。相比线下售药 ,网上药店往往没有实体店铺 ,购药时也没有药师当面指导 ,销售行为的监管难度更大 ,因而更容易出现用药安全风险 。近年来 ,网上违规出售处方药、非法销售违禁药 的情况时有发生,需要加强对药品网络销售的监管。
12月1日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 。从规定“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经过批准 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营”,到指出“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处方药 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 ,再到强调“第三方平台应当加强检查 ,对入驻平台 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 的药品信息展示、处方审核、药品销售和配送等行为进行管理” ,《办法》为药品网络销售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合规指引 ,对于进一步规范药品网络销售行为 ,保障网络购药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将《办法》落到实处 ,全面做好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 ,严查违法行为,维护药品网络销售秩序 。
网上药店资质审核和销售行为监管需强化 。药品网络销售主体类型多、数量庞大 ,推广和展示方式复杂多样 ,监管难度比实体药店更大。《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对药品配送 的质量与安全负责”“应当完整保存供货企业资质文件、电子交易等记录” 。网上药店基本都有线下实体企业和仓库 ,加强对网上药店 的资质审核和药品检查 ,就抓住了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的“牛鼻子” 。抓好药品网络销售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笔交易有留痕 、可追溯 ,如有违法违规问题就可以实现快速倒查。
处方药网络销售需从严 、从紧管理。我国对非处方药和处方药有着严格的分类管理 :非处方药使用比较安全 ,不需要开具处方即可出售;处方药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 ,违规出售造成 的用药安全风险更大,必须在医生开具处方后方可出售。《办法》规定,“处方药销售前 ,应当向消费者充分告知相关风险警示信息,并经消费者确认知情” ;销售处方药 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且不少于药品有效期满后1年” 。药品网络销售监管要突出处方药销售这个重点,遵循经营监管“线上线下一致性”原则 ,加强处方审核 ,严厉打击伪造处方 、随意开具处方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方平台应担负起管理和监督责任 。第三方平台面向大量消费者,进驻 的药店多 、药品销量大 ,容易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办法》对第三方平台建立药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 ,配备药学技术人员 ,建立并实施药品质量安全、处方审核 、不良反应报告等管理制度做了详细规定 ,并要求对申请入驻 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资质、质量安全保证能力等进行审核,对销售活动建立检查监控制度等 。第三方平台要完善内部管理,进一步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对进驻药店销售行为的监督 ,从而更好地履行平台管理责任 。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办法》对药品网络销售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 ,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处罚力度 。监管部门须坚持“以网管网”,加强药品网络销售监测 ,发挥技术手段在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方面 的突出优势,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依规严厉查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第三方平台要把药品安全放在首位,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 。统筹协作、共管共治 ,一定能持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水平,让网络购药更安全、更便捷。
申少铁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 :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 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 ,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 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 。那么 ,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 ,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作用 ?我认为 ,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 ,尤其 是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 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 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 ,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 ,这 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 的主要原因 。最近发布 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 ,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 。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 的状况 ,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 ,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 。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 ,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 ,确保他们不返贫。二 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 的力度 ,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 是实现普惠制 ,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 ,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 ,发放消费券 。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 。二十大报告提出 ,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 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 的情况下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 ,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 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 的入市比例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 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 ,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 的金融产品 ,增加居民投资收益 。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 、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
第三 ,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 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 ,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 ,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 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 ,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 ,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 ,还可以提振信心 、扭转预期转弱局面 。国家把更多 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 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 的贡献仍在40%左右 ,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 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的目标 ,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 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