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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谭洪波（副研究员）

　　生产性服务业 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保障工农业生产活动有序进行 的服务行业 。它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 的、独立 的服务效用。按照国家统计局新发布 的行业分类 ，生产性服务业分为10个大类、35个中类、171个小类 ，包括通用航空 、仓储和邮政快递、生产性租赁 、人力资源管理、职业教育培训、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不直接参与生产或者物质产品的转化，但却是生产制造须臾不可或缺的产业活动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 ，生产性服务业在支撑和壮大实体经济方面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 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都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对其他产业 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支撑作用 。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并适时提出更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的政策举措。

　　生产性服务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

　　作为实体经济重要基础 的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的前提条件 。作为一类独立 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时间晚于制造业和农业 。最初，许多生产性服务环节 是置于制造业内部的 ，还未成为独立 的产业，后来随着市场竞争 的加剧和社会分工 的不断深化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和农业逐渐分离 ，这种分离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分离是制造业企业为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并保持核心竞争力，将作为辅助活动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分离出来，这种辅助活动往往 是一些通用性生产性服务 ，比如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营销服务 、研发设计等 ，分离出来 的通用性生产性服务企业基于规模经济 的考虑，除了为原有的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外 ，还为其他各类企业和产业提供相同的服务，逐渐形成独立 的行业并发展壮大 ，这种分离可以称之为实体经济的“投入服务化” 。第二种分离 是制造业企业凭借长期生产经营中积累 的与自身产品相关 的独特优势 ，分离出能独立为下游产业提供服务的企业 ，如围绕维修、安装 、整体解决方案、金融 、租赁等业务形成的独立企业 ，它们为下游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产品，这种分离可以称为实体经济的“产出服务化”。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 ，在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之后，也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自身 的裂变 ，裂变后 的不同生产性服务行业之间也会形成上下游关系 ，虽然其中一些生产性服务业没有直接投入制造业 ，但最终还 是通过其他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实体经济 ，这是由生产性服务业 的中间投入品属性所决定的。

　　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专业化、高端化 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支撑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产业结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为生产服务，重点在于为先进制造业服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 。我国面临的“卡脖子”技术虽然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 ，但掌握其中专利的往往 是一些相对独立 的提供技术服务的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属于生产性服务行业 。由此可见 ，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是高端制造业所不可或缺 的。目前，我国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为实体经济重要基础 的高端制造业 的发展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2023年 的一项重点工作 ，其中特别强调“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这充分反映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进而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的着重点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的“分离”与“融合”相结合，形成良性 的产业生态系统 。所谓分离 ，是指生产性服务环节与制造环节相互分离，成为相互独立 的市场主体。这种分离可以给原本属于制造业 的生产性服务业更多发展空间和决策自主权 ，除了服务原来 的企业 ，还可以为更广泛的市场提供服务，从而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所谓融合 ， 是指服务过程与制造过程的融合，具体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服务型制造，即生产性服务企业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多样化 的服务 ，根据自己 的专长 、创意推出与自身服务相结合的某种有形的制成品；二 是促进制造业服务化 ，即制造业企业结合自身产品特点、生产经营中积累的各种优势 ，推出相关的专业化和定制化服务，包括与制造业产品相关 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 ，以提高制造业企业自身产品 的性能、寿命 ，并促进交易达成 、提高市场占有率。通过上述分离与融合，有助于形成良性 的产业生态系统 。

　　加快形成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促的创新体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进一步壮大实体经济，需要构建强有力 的创新支撑体系。国际经验显示，依托关键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牢牢占据全球产业分工 的优势地位，是一个国家掌握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话语权的重要抓手 。加快形成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促 的创新体系 ，应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比如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有机结合 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双创体系 ，建立“卡脖子”技术重点攻关团队 ，畅通技术成果转化通道 ；用好金融工具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为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做好金融支撑 。

　　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部分生产性服务业脱离实体经济独自运转 的一个重要原因 ， 是上下游客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 是信息隐藏行为。生产性服务提供商在难以获得下游客户的某些信息时 ，基于对风险和资产专用性等方面的考虑 ，会谨慎提供服务 ，结果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不足，比如金融行业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不足等问题。而当前以大数据、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为代表 的数字技术在产业层面的广泛应用，可以有效克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 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的问题。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台经济，制造业、农业等领域 的客户可以有效向生产性服务业传递自身的个性需求 ，生产性服务企业可以有效捕获市场需求及客户类型等信息 ，进而提供更加专业化、个性化、低风险和低成本的服务。生产性服务业 的数字化和平台化发展也有利于市场 的一体化建设，因为数字技术能有效提高生产性服务的可贸易程度从而显著降低贸易成本，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扩大远程服务的范围 。

　　扩大服务业对内开放 ，构建统一和有序竞争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许多生产性服务业属于典型 的知识和技能密集型行业 ，这些行业往往初始投入较高而边际成本较低 ，属于典型的规模报酬递增行业，这一特性意味着 ，它们只有在大规模的统一市场中才能明显降低平均成本。大规模 的统一市场不但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还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成本更低和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中间投入 。

　　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积极利用国外优质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相比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程度相对低 ，表现为海外营收占总营收 的比重低、对外开放程度低等特点 ，导致我国高端制造业对国外的生产性服务业依赖程度较高 。为改变这一现状 ，应积极利用国际资源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和投资获得更多溢出效应 ；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1版）

中美元首 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近观中国)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 ：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梁晓辉 郭金超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这是中美元首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面对面线下会晤 ，持续3个多小时 。

　　从中美关系总体走向 、如何看待合作与竞争 ，到台湾问题 、两国制度差异等，两国元首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中新社“近观中国”栏目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 ，解读此次会晤释放 的关键信息 。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来源 ：新华社

　　从四个关键词看中美元首会晤 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提出中美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的时机、效果和影响 ？

　　王鸿刚：中美元首会晤历来全球瞩目 ，特别是此次会晤时机特殊 ，必然产生重要 的世界影响。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一是会后，二 是选后 ，三是多重危机，四是多边场合 。

　　所谓会后， 是从中国方面说 。此访 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并会晤多国首脑政要 。对美关系 是中国外交新局的重要一环 ，元首会晤则是中国对美外交 的重要一环。

　　所谓选后，是从美国方面说 。美国中期选举刚结束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 是拜登在中期选举之后海外之行的最重头戏 。美方主动提出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有谋划未来两年对华关系和整体战略布局 的考量。

　　所谓多重危机 ， 是从国际环境说。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气候危机、粮食危机深度纠缠，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灰犀牛”“黑天鹅”越聚越多 。时局如此艰难 ，大国总要表个态才行。面对多重危机 ，中美能否担起大国责任 ，特别 是美国能否拿出实际行动， 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

　　所谓多边场合 ， 是从会面地点说 。此次元首会晤借的 是印尼召开G20峰会的“场子” 。过去几年来中美频频过招、激烈博弈 ，各国都担心中美滑向冲突对抗 ，有必要借此多边场合引导各方预期 。

　　中美两国利用这个重大多边场合会晤 ，给世界了解中美各自立场提供了重要窗口 ，世界看到了中美在很多核心关切问题上的立场 、意图和行动选择。就此而言，这 是一次十分重要 的中美战略互动 ，也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全球战略影响 。

　　中新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 的核心 。习近平在会晤中亮出中方主张，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 。此次沟通对于避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方面有何意义？

　　王鸿刚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 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 的。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 是过去几百年来现代国际体系演进中始终不变、各国普遍遵守的基本国际准则。美方总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尊重他国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就 是最基本的国际规则；美方近年来变本加厉就台湾问题搞事 ，就是在带头破坏最基本 的国际准则和国际规矩 。特别 是目前美国一些人幻想着在亚太复制乌克兰危机 ，利用台湾问题将中国拖入一场持续消耗 的战争。

　　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 ，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 的核心 ，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 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 的红线。这 是正告 ，也是警告 。

　　此次会晤中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着墨颇多，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1)点出本质 ，即这 是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警示危害 ，即这样做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波折甚至惊涛骇浪，更将损害美国 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信誉 ；(3)亮明原则，既然中国毫不理亏，那我们将坚决发扬斗争精神 ，动用一切可能手段，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4)展示信心 ，中国有自强不息 的光荣传统 ，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 ，美方这些手段根本无法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摄

　　美对华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记者：战略意图作为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难题 ，成为此次会晤一大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党和政府 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 ，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从中国式现代化到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 ，他向拜登做出清晰阐述。在您看来 ，美方应怎样看待中方 的发展 ，进而减少对华战略误判？

　　王鸿刚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向拜登总统介绍的 ，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对自己的战略意图 、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并不遮遮掩掩 、口是心非 ，而是光明磊落地坦言相告，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这反映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的战略自信与气质品格。

　　如果美方更重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的内涵，将对中国向何处去 、中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看得更为清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我概括了几个关键词 ：

　　一是延续性 。这关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解。当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时 ，其中 的首要含义 是 ，中国接下来要走的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走过 的路是一脉相承的 ，属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内外政策会保持很大延续性 ， 是百年变局中 的重要确定性因素和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稳定性因素。

　　二是相通性。这关乎对中美之间差异 的理解。中美两国是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后一前追求现代化 的国家。无论中美两国 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治国方略差异多大，在现代化视角下都可以找到深层相通性 ，因为两国追求 的都 是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

　　三是利好性。这关乎对中美关系前景 的理解 。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 、开放发展 、共赢发展，做全球发展 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 的新发展，是世界 的新机遇，也是中美关系 的新机遇。对美方来说 ，读懂中国战略意图 、避免误判 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中国 的发展道路，尤其 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此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挖掘 ，未来需要向美方多讲 。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始终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习近平指出 ，竞争应该 是相互借鉴 、你追我赶 ，共同进步 ，而不 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拜登表示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等 。您认为这些表态对于当前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有何启示 ？

　　王鸿刚：美方坚持从竞争视角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错误认知和政策路线，而且似乎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渲染“两种制度 的竞争”和“两种国际秩序愿景的竞争”，中美划向“新冷战”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可以从近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最终 是美方鹰派人士的对华认知和行动主导了中美关系的走向，那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根本无法向好发展；如果中美陷入“新冷战”，必然是全世界遭殃，中美谁也不是赢家。

　　关键是 ，美方一些政客先把中美关系导向完全错误 的方向 ，然后又要求与中国一起来管控竞争 、设置“护栏”和“底板” ，这完全是一种奇怪 、无效甚至是危险 的逻辑。中美关系 的发展 ，决不能照着这种想法来。

　　拜登此次表示 ，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 。美方须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 。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 、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 ，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 。立足当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处理中美关系三原则，始终 是中美关系发展 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来源：新华社

　　中美差异不能简化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一直有人拿中美制度差异“做文章” 。习近平向美方阐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鲜明提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在您看来，美方建立对中国制度 的正确认知有何现实紧迫性？

　　王鸿刚：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是南北矛盾与东西差异深度交织 。南北矛盾涉及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全球发展 的不均衡、不充分、不公正；东西差异源于文化传统和制度选择， 是国际政治的长期基本特征 。相比于东西差异，南北矛盾才 是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的更紧迫问题，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决定 的。

　　即便在东西差异中 ，也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制度差异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美国搞的 是资本主义 ，中国搞 的 是社会主义 ，美国有美国式民主 ，中国有中国式民主 ，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中美两国 的制度差异，无论什么制度选择都源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美国对自己的制度引以为豪 ，但也必须正视其乱象丛生 的现实；中国之所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离不开14亿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认可支持 。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制度和治理方略没有完全相同的 ，如果认为什么都 是自己的好 ，看不起别人 的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 ，那在国际社会岂不沦为孤家寡人了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必须各美其美，相互尊重。各国之间要如此 ，中美之间更要如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 ，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 。

　　中美联系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对一些西方政客鼓吹的“脱钩论”做出有力回应，表示打贸易战 、科技战 ，人为“筑墙设垒” ，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只会损人不利己。您如何看待中方的鲜明立场 ？

　　王鸿刚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空前挑战，有深层结构性根源也有疫情的意外冲击，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美国过去几年来“筑墙设垒”“脱钩断链” ，是最主要的人为因素。这完全 是基于零和逻辑 、国内政治和短期考虑，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 是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大威胁。美国的做法只会损人不利己 。

　　中方 的立场非常清楚：合作共赢 是中美关系的“必选项”，“脱钩”不利于两国，也不利于世界 。中美两国的紧密联系是长期形成 的，不是想“脱”就“脱”得了 的。中美合作 的领域始终在那里，只要想合作，合作就能搞得起来；当前形势下 ，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 是减少了，而 是更多了 。

　　目前中美两国都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特别 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 ，只要愿意 ，均可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 ；当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需要更有效 的大国协调合作 ，这也是中美双方 的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 ，为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完)

　　专家简介：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博士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主要从事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 、国际战略形势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方面研究 ，学术成果丰富 。除数十篇公开发表 的学术论文外，还有《大国运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大国博弈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世界趋势2050》(专著 ，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主编，时事出版社2021年4月版)等重要学术成果 。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