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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 ，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 ，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 ，广泛 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 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 、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 的五铢钱 ，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 的现象 。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 的钱要没收改铸 ，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 ，两年内禁止流通 。于 是 ，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 的货币 。

五铢钱 的大小 、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 。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 ，即便 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 ，新钱 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 ，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 、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 的名称上 。唐以前的货币 ，以五铢钱为典型 ，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 ，从这个意义上看 ，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

如前文所述 ，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 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 。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 。武德四年（621）七月 ，废五铢钱 ，行开元通宝钱 ，“径八分，重二铢四累 ，积十文重一两 ，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 ，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 ，而 是改称“通宝”流通 。通宝即“通行宝货” ，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 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 ，是度量单位上 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 ，武德年间铸造 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 是“开通元宝” ，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 。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 ，其义亦通 ，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 ，两种读法都 是有道理 的 ，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 。当今主流观点认为 ，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 ，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 ，唐初 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 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 。这里 的“开元”比唐玄宗 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 ，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 ，将从前旧的 、不够完美 的痕迹抛弃 ，寄寓着美好 的政治想象 。也由此 ，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

清代民间铸造 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 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 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 ，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 ，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 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 、大小成为后来制钱 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 ，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 ，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 ，东至今朝鲜 、日本 ，西至今阿富汗境内 ，都有开元通宝 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 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 的铸币同样也 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 ，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 。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 ；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 。”（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 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 的影响 。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 的高度 。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 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 ，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 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 的宋钱 ，变的 是上面 的年号，而钱 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 ，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

宋代 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 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 、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 ，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 。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 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 是唐宋钱，就连私铸 ，往往也 是铸唐宋钱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 ，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 。《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 ，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 。”这些宋钱 ，质精且多 ，被称为“好钱” ，甚至有不少 是从地下掘出来 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 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 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 、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 ，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 。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 ，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 ，能否真正替代旧钱 。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 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

铜铸币之外 ，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 的流通 ，但 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 的方面， 是非常失败 的 。元末通货膨胀 、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 ，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 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 是雪上加霜。列宁 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 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 ，也随着政权 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 ，也仿照元朝 的做法，用钞不用钱 ，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 ，才最终以银钱支付 。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 ，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 ，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 的 是银、钱 ，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 ，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 ，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 ，其背面印有满文 的“宝泉”，或有汉文 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 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 ，或许与此有关 。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 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 。《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 ，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 ，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 ，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 ，逾限行使 ，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 ，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 、严禁旧钱 。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 ，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 、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 的事情 ，“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 ，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 ，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 ，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 ，仍允许旧钱的流通 。（《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 ，但其重点打击对象 ，其实 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 的伪钱 。当然 ，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 ，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 。随着历史 的发展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 ，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 的白银、铜钱等 ，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 。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 ，铸造新 的“铜元” ，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青海脱贫人口年度人均纯收入达13035元 同比增长9.5%******

　　中新网西宁2月3日电(祁增蓓)3日，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 、局长谢宝恩在青海省乡村振兴局长会议上表示，2022年 ，通过兴产业、稳就业、强兜底 、减负担，脱贫人口年度人均纯收入达到13035元，同比增长9.5% ，比全省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3.2个百分点 。

　　谢宝恩介绍，聚焦青海省“四地”建设 ，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将62%的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强化联农带农利益联结，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扎实开展稳岗就业“六个一批”行动，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务工规模达到21.6万人，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121%；充分发挥民政兜底救助功能 ，全省18.1万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纳入救助范围 ，实现了“托底线”与“救急难”并重。

　　同时 ，严格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 ，将监测对象识别参考收入标准由6000元提高至6700元 ，识别认定时间压缩至15日内。并研发可视化信息平台 ，建立8家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先后开展2次全省性集中排查，做到了应纳尽纳 、应帮尽帮。

　　谢宝恩说：“截至目前 ，全省累计认定 的1.9万监测对象中，74%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守住了不发生整乡整村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

　　着眼长远发展，青海省乡村振兴局编制完成了省级和25个重点帮扶县有效衔接实施方案。将年度65.1%的财政衔接资金和74.5%的东西部协作资金用于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省内各金融机构投放贷款720.6亿元 ，推进实施了一大批补短板 、促发展项目 。

　　“我们推动15个国家重点县与江苏相关地区建立‘一对一’结对帮扶关系 ，全力保障国家选派的15支科技特派团 、23支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工作队 、369名专家开展工作 ，为重点地区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谢宝恩说 。

　　在民生保障方面 ，青海省200个村开展乡村振兴试点 ，初步探索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能复制 、可推广 的乡村振兴经验模式，并顺利完成农村“厕所革命”交接工作 ，年度建成户厕4.2万座 、公共厕所25座。

　　此外 ，针对年度疫情灾情多点暴发、多轮频发 的实际，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开辟绿色通道，将存在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的107户399名受灾群众及时纳入监测范围 ，开展针对性帮扶，统筹安排财政衔接资金2.26亿元，采取先建后补方式 ，支持受灾地区修复受损水利设施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完)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