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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 、网络视频 、短视频 、网络支付、网络购物 、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 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 的传播 、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 、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 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 ，当前 的新媒体已不仅仅 是一种媒介形态，更 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 、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 、组织平台化 、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 ，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 的多元性 。在参与式文化 的拓展下 ，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 。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 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 ，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 的感知能力和方式 。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 的具身” 。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 。互联网不再只 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 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 ，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 ，形成以“趣缘”为核心 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 是小范围 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 是凝聚多方合力 的“协作文档” 。连接的建立、维系 、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 ，形成大大小小 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 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 的信息获取方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 ，人们 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 、合作关系、工作关系 、学习关系等 的网络化 。由此 ，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
组织平台化 ：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 的整合和流动 ，信息化 、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 、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 ，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 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 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 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 。一方面 ，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 、普及性、连接性 、数据化为基本特征 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 ，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 的合作框架 ，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 、广告、营销)的中心 ；另一方面 ，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 、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 、分发 、变现 、评估的中心 。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 的商业版图 ，将用户、数据 、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 ，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 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 ：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 ，特别 是在平台化趋势下 ，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 。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 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 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也通过内容多元化 、关系网络化 、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 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 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 ，以“扫码” 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 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 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 ，与土地、劳动力 、资本、技术并列 。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 ，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 ，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 的方面增多 、程度加深 ，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 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 、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 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 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
多元化带来 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 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 ，带来内容生产 、分发 、传播 、消费机制 的变革 ，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 ，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 的社会舆论从酝酿 、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 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 、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 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 ，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 、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 、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 ，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 、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 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 ，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 的社会风险 。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 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 ，朴素 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 ，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 ，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 ，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 、社群化。在目前主要 的网络舆论场域中 ，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 ，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 ，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 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 ，这就导致舆论 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 的话语权 ，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 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 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 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 的管理。新媒体 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 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 的过程 。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 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 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 。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 ，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 ，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 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 ，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 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 ，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 。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 ，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 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 ，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 的基本议题 。
从政治层面看 ，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 。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 、全时空 、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 、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 是以数据操纵 、改变人们的思想 。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 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 、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 ，深入全球供应链 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 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 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 的工具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 ，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 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 的持续快速变动 ，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 的不可预测性 。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 ，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 的焦点 。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 ；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东西问丨于志勇：新疆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蕴含怎样的文化认同？****** 编者按 ：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 。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 的匠心智慧 ，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 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 ，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乌鲁木齐1月11日电 题：新疆最早出现 的“中国”二字蕴含怎样 的文化认同 ？ ——专访新疆文博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作者 苟继鹏  1995年 ，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了一件汉代织锦护臂 ，上面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篆体汉字 ，这是目前新疆出土最早的“中国”字样。“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又称“五星锦”)是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系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 这块织锦织造于何时又有何用途？“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是何意 ？蕴含怎样的文化认同 ？近日，“五星锦”考古发掘亲历者之一，新疆文博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 中新社记者：新疆出现最早 的“中国”二字源于何处？是如何被发现 的 ？ 于志勇：1995年10月，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尼雅遗址考古有了重大发现。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对该遗址一处重要墓地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这也 是迄今为止 ，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其诞生于汉代，距今两千多年 。 尼雅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道 的交通要冲 ， 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之地 。“五星锦”发现于一处两人合葬墓，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 、箭箙 、短剑鞘等物品放一起 。当时，现场工作人员见到墓内男性葬者右侧的织物中露出一点色彩斑斓的织锦，在沙土掩盖中格外醒目 。一点点翻开 ，织锦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蓝 、白、红 、黄、绿花纹 ，还陆续看到织出 的汉文“国”“东方”“五星”等字 。最后看到完整 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  “五星锦”出土现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中新社记者：“五星锦”是一件怎样 的文物 ？为何被称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于志勇：“五星锦”呈圆角长方形 ，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 、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三条残断)，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 经过纺织考古专家分析和鉴定，“五星锦”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织成的五重平纹经锦 ，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 ，平纹五重经 的组织在汉锦中较复杂 ，也极为罕见 ；其纹样题材异常别致 ，有凤凰、鸾鸟 、麒麟 、白虎等瑞兽和祥云瑞草 ，并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巧妙列置其中，寓意祈佑祥瑞 。 “五星锦”制作考究，工艺精湛，色彩绚烂 ，精致无双，是汉代织锦技艺的最高代表。这类风格和题材 的织锦 ，在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 ，是难得 的艺术珍品。并且意蕴深厚 ，内涵丰富， 是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 的64件文物之一，也 是新疆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被称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展出的“五星锦”。刘新摄中新社记者 ：织锦上 的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何意 ？蕴含怎样 的中华文化 ？为什么说这件汉代织锦折射出西域地区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 于志勇 ：据考证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是中国古代星占用辞。五星指水 、火、木、金、土五大行星 ；“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 的天穹位置 。“中国”，先秦时期是对周天子所居洛邑地域的指称，秦汉时期 是中央政府郡县统辖管理 的地域。古代天文术语中 是地理、政治 的概念，随着大一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逐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 的文化政治的概念 。 “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 ，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 ，则于中国有利。 “五星锦”把天文、史实和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等巧妙融为一体 ，并且出现在远离中原的尼雅遗址 ，证实了国家治理和统辖西域、开发建设西域的历史，深刻揭示了汉朝开拓西域后丝绸之路经济文化 的繁荣历史脉络，说明了当时西域对于中原文化 的认同和向往，实证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也侧面反映出各民族在两千年前就进行了深度交流交融 ，亦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特殊魅力。  “五星锦”在新疆博物馆举办的《尼雅·考古·故事——中日尼雅考古30周年成果展》上展出。刘新 摄中新社记者 ：历史上 ，汉代中央政权如何实现对西域 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何会出现在今天 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 于志勇：汉代中央政权为管理统一后的西域，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 ，正式在西域设官 、驻军 、推行政令 ，开始行使国家主权 。 出土“五星锦” 的尼雅遗址为西汉时期精绝国所在，精绝国系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受西域都护府统辖。有学者根据史料推断 ，“五星锦”应于西域都护府设立之时(神爵二年)被赏赐给精绝国 ，见证了西域都护府设立 的历史 。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 ，汉代中央政权就与西域诸国间“驰命走驿 ，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开启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历程 。一方面 ，促使中华文明 的西传，汉代中央政权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更加直接。另一方面 ，西域文化也逐渐传入中原 。汉朝统一西域后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共同开拓辽阔 的疆土，创造悠久的中国历史，书写灿烂的中华文化 ，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出土“五星锦” 的尼雅遗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中新社记者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承载着千年前人们怎样 的愿景？今天应如何看待 ？ 于志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是一句祈祝吉祥祺瑞的用语，表达良好 的企盼和愿望 。与“五星锦”同时出土了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经比对 ，是从与“五星锦”相同 的锦料上裁剪下来的一部分。 根据对具体史实 的研究和图案 的缀合分析 ，织文可以连续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这句织锦文字无疑 是汉朝为了祈祝讨羌大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顺利 。  以“五星锦”为题材 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在新疆博物馆演出 。苟继鹏 摄随着历史研究不断深入 ，人们对“五星锦”历史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也将更深刻 、更全面。比如以“五星锦”为题材 的舞剧《五星出东方》 ，艺术地演绎了西域绿洲丝绸古道 的历史佳话 ，讲述了中华文化 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诠释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主题。该剧演出一年多来，在全国多地开启巡演30余场，反响热烈，2022年9月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 。(完) 受访者简介：  于志勇，新疆文博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新疆博物馆馆长。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毕业于西北大学。长期从事新疆考古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博物馆社会教育。参与并主持的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2007年库车市友谊路晋十六国墓葬考古发掘 ，分别评获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合作编著有《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报告》(全三卷)《中国文物地图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册》《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新疆分册》《新疆通史·图录(先秦秦汉)》等书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代表作有《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织纹初析》《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之名物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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