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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幅增加新财年国防预算******

　　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计划为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提供22亿美元 。图为正在维修的阿利伯克级“菲兹杰拉德”号驱逐舰。

　　近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批准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根据这份法案 ，美国明年 的国防预算将达到8580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分析人士认为 ，在当前经济状况不佳、财政赤字面临失控的情形下，美国仍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不仅充分暴露其穷兵黩武的本质，也将对未来国际安全形势产生不容忽视 的影响 。

　　加大前沿军事技术研发力度

　　据悉 ，美国此次国防预算投入的重点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军用5G技术、量子计算与加密运用等 ，这些也是构成美军“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作战概念 的关键性技术。通常情况下 ，美国的国防预算开支包含两大部分。一部分由美国国防部支配 ，用于保持美军内部运转 、维持美军全球军事行动 、采购武器装备 、开展颠覆性军事技术研发等 ，另一部分由美国能源部等单位支配 ，主要用于美核武库的维护和升级改造等。在此次公布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美国将用于颠覆性军事技术研发的经费提升至1301亿美元 ，比2022财年 的1120亿美元增加181亿美元 ，增幅超过16% 。

　　此外 ，由于美国拥有庞大 的核武库，在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核武器预算依然处于历年最高。美国计划投入63亿美元建造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投入50亿美元打造B-21轰炸机 ，投入36亿美元研制新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以不断提升“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 。同时 ，美国计划投入48亿美元用于升级核指挥控制系统 ，强调发挥战术核武器潜在 的实战运用可能 。

　　借口“大国竞争”提升战备能力

　　近期以来，美国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务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战略文件，声称由于竞争对手的综合国力不断发展 ，导致美国的相对优势不断缩小 ，并强调应对“大国竞争”仍将 是美国未来一段时期 的主要任务目标 。

　　从2023财年国防预算 的分配可以看出，美国借口“大国竞争”提升战备能力的举措具有明确针对性 。例如，为加强对俄罗斯的军事遏制，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专门列出一项“欧洲威慑倡议” ，用以支撑对俄军事遏制活动，其中包括投入47亿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以弥补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差距。此外 ，2023财年国防预算为所谓“太平洋威慑倡议”拨付61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足够战略资源和军事能力 ，具体包括提升驻太平洋地区美军导弹防御能力 、部署陆基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及增强驻太平洋地区美军 的前沿部署态势等。

　　同时，美国还进一步优化美军装备结构体系 ，重点加大对远近程火力、各军种作战平台、作战网络 、防空反导及战场基础设施等针对性战备能力 的投入。例如，2023财年国防预算专门拨款80多亿美元采购高优先级弹药，包括1.2万余枚AGM-179空对地导弹、2万余枚精确制导火箭弹 、1700余枚MGM-140“陆军战术导弹” 、4000余枚远程反舰巡航导弹、2600余枚“鱼叉”反舰导弹、3500余枚“爱国者”防空导弹 、6000余枚AIM-120空对空导弹及1500余枚“标准”-6中程防空导弹等 。

　　穷兵黩武危害世界和平

　　纵观历史 ，美国一直痴迷于通过武力等手段扩张势力范围，谋求世界霸主地位。过去几十年里 ，美国一直在制造“假想敌” ，幻想自己受到某种威胁，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制造事端 。例如 ，美国以“反恐”之名，将阿富汗、伊拉克 、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相继推向战场 ；美国不顾俄罗斯强烈反对，积极推进北约东扩，频繁对俄进行挑衅 ，最终引发俄乌冲突。

　　美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自然需要庞大的军费作为支撑。事实上 ，自2018财年起 ，美国 的国防预算一直呈上升趋势 ，并逐渐进入增长“快车道”。拜登政府执政后，更加强调以技术优势获取装备和作战优势 ，扩大与竞争对手 的军事代差 ，导致军费开支大幅提升。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穷兵黩武是破坏世界和平的最大祸源 。可以预见，在持续高额军费开支的支撑下，未来美国 的全球军事活动还将更加频繁。而美国这种通过无限增加军费开支来追求霸权和所谓绝对安全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不仅无益于地区安全形势，还会引发“连锁反应” ，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给未来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带来极大隐患 。

　　（作者 ：方晓志，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 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对新 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 ，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 ，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 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 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 ，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 。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 ，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 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 ，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 。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 的视角出发 ，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 、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 ，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 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 的新闻生态结构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 、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 ，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 是全新而复杂的 。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 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 的、网络化 的“新闻生态” 。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 的风险 ，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 ，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 ，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 ，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 的新路径 。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 ，创新新闻理论体系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 ，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 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 的学科 。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 是人们自由改造 、任意使用 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 的含义 。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 ，“旧理论 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 的假说 ，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 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 。因此 ，建立新闻理论 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 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 ，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 、微博 、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 的社交机器人 ，媒介技术不断更迭 ，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 。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 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 ，但受到新闻生态 、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 的挑战 ，无法继续解释 、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 ，研究者不得不追问 ，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 ，是如何形成的 ，其用意 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 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 是什么 ，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 ，并对新闻学 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 ，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 。2019年2月 ，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 。这表明在公众心中 ，“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 ，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 ，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 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 ，新闻真实追求 的基本目标不 是建构真实 、塑造真实 、设置真实，而 是“反映（性 的）真实”“再现（性 的）真实” ，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 ，“新闻真实是可能的 ，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 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 ，“真实”概念 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 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 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 。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 的真实 ，体现 的 是人的理解和认识 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 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 。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 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 。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以往 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 ，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 ，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 ，这就 是“客观性” 。其后 ，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 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 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 ，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 ，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 是新闻业 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这意味着数字平台 、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 。此外 ，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 ，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 ，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 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 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 、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 的新闻报道方式 ，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 ，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 。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 ，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 的表现 ，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 的形态 ，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 ，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 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 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 。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 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 的观点 。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 的研究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 的内容 ，如电视或者报纸 、戏剧 、电影 、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 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 的传送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 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 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 ，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 、人与媒介关系 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 ，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 ：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 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 ，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 的构建进程 ，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 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 ，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 的“讯息 、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 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 ，还 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 的萎缩 ，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 ， 是用旧 的知识来理解新 的世界 。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 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 。相反 ，在一个急剧分化 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 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 ，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 ，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 ，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值得研究者反思 。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 ，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 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 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 、书写传播 、印刷传播、电子传播 ，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 ，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 。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 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 。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 ，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 ，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 ，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 ，创建战略分析团队 ，鼓励跨部门合作 ，零距离贴近受众 ，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 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 ，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 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 ，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 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 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 ，彻底打破现有 的专业划分 ，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 ，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 。与之相应 ，对现有 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 的发展 。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 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 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 的主体性 ，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 的新闻环境 ，需要一种什么样 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 的公共参与 ，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 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 、原创性和时代性 、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 、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 。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 ，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 的主体性存在 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 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 。无论媒介如何改变 ，其物质性有何不同 ，信息与物（口语手势 、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 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 的 。媒介无非 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 ，而塑造人类历史的 ，正 是这些信息与物 的交换与传播 。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 ，从人们 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 ，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 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 ，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

　　构建中国特色 的新闻学理论

　　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 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 的角度出发 ，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 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 。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 ，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 ，但这些理论范式都 是基于西方 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 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 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 ，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 ，改变工具论思维 。作为媒介来讲 ，这是一种开放 的、重新建立关系 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 的方法论视角出发 ，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 ，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 的问题 ，但视野更为开阔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 的角度 ，即从文明 的视角出发 ，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 的价值与意义 。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 的。文明 是历史沉淀下来的 ，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 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 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 、文字 、工具 、道德 、信仰、宗教、法律 、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 ，演化 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数字时代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 、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 。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 的模式基础上 ，将形成新的法则 、新 的语言 、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 的文化和信仰。数据 的新力量 ，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 的文明形态 。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 ，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 ，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 ，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 ，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 ，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 的资源和实践经验 。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 ，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 的新问题 ，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