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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超时收费，使用不便 ！智能快递柜如何走完最后一百米******

　　盈利较低、使用率降低、服务不到位……

　　智能快递柜能走完最后一百米吗 ？

　　曾红极一时 的智能快递柜遭遇冷落，诸多 的不便 ，不但成了快递员和消费者眼中 的“鸡肋”，使用率下滑 ，也让供应商难以维系高成本的投入，“撤柜”已悄然开始……

　　现状：快速扩张供求失衡盈利较低

　　近年来 ，在北京 的小区、写字楼 ，智能快递柜可以说 是遍地开花。

　　走访东单地铁站附近区域时发现，在高德地图APP上搜索“丰巢”或“速递易” ，周边3公里内，“丰巢”的点位有43个，“速递易”有6个 。

　　“缺少统筹的快速扩张，带来了短期的利益，也形成了高成本 ，运营到一个阶段 ，问题就来了……”某智能快递柜公司负责人透露，除了采购成本，还需要根据快递柜的大小给物业提供场地费 。约100个柜门的一拖四快递柜 ，年租金约4500元 ，再加上安装 、电费、运维……一组柜机 的平均使用率能达到4成左右，才能回本 。

　　统计数据显示：按8年平均折旧计算 ，单套快递柜每年 的总成本为16788元。其年收入约17800元 ，其中快递员投柜和广告收入分别贡献了9110元和6000元 ，因消费者支付超时费收入为2190元……这样 ，算下来，经营一年，也才挣一千多元。

　　尴尬 ：使用率低 受冷落面临撤柜

　　“智能快递柜的供应商来了，想撤柜 ，说使用率太低了 ！”近日 ，朝阳区某小区微信群里 的一条消息，让居民“炸开了锅” 。

　　“快递柜得保留 。上次朋友送我 的几箱饮料 ，直接放门口了，等我回家一看，三箱变两箱了 。”“有快递柜 是好事，但只能送到楼下或大门口，最后一百米 的问题解决不了呀！”关于快递柜 的去留，居民们纷纷发表着各自的意见。

　　“这 是根据大家的需求，争取了很多时间，还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供应商，才有了今天的楼下的快递柜 。这不能说撤就撤了。”了解了一些内情的付女士介绍，“去年8月，快递柜 的供应商就来过一次，想撤柜 。听说 ，最近又来观察了两个月 ，认为经营 的情况还是不理想，使用率连30%都达不到，这还不够成本呢！”

　　记者调查发现 ，智能快递柜“遇冷”并非个例 ，“撤柜”也早已开始 。“我家小区的快递柜一个月前就不见了 。”家住海淀区 的许玲说。

　　“智能快递柜早就成‘摆设’”了 ，我在小区住了两年 ，只用了两次 。而且，快递员或驿站 的工作人员与居民也形成了默契，只要有可能 ，尽量送到家门口 。您说，这种情况下，要它还有用吗？”许玲说。

　　吃亏 的生意谁也不会做，所以，在一些使用率低的小区只能撤柜。

　　探因 ：使用不便 快递员用户都不买账

　　走进东城区北二环附近某小区 ，快递员小吴将两件包裹塞进了快递柜后感慨地说 ，“前几年，单量大，人手都不够 。遇上618、双十一这种好日子，我们得一大早去抢柜 。可现在居民对快递柜的需求小多了 ，每天投放10件 ，都算多 的。”

　　“如果不方便取件，我们要先征求收件人的意见，才能将包裹放在快递柜里 。”快递员冯军说，从公司 的要求，居民 的需求看，也首选送货上门 。另外，遇到一些老小区 ，有的路特别窄 ，因为快递车进不去 ，快递员也不愿意选择快递柜。

　　冯军算了一笔账 ：一般情况下，包裹快到门口时才通知用户 ，一次性配送最方便经济 。如果用户不在，快递员就要再下楼把包裹放入快递柜，重复劳动 ，还要根据快递的大小，自掏腰包支付两毛五至四毛不等 的管理费。可一单快递就挣一块多 ，去年管理费就没剩多少了，这吃亏的买卖 ，谁都不愿意干 。

　　从居民 的角度 ，投放地址写快递柜 ，虽然省了沟通成本 ，但只要一超时就得再花钱，多数人觉得不划算 。因此 ，快递柜 的使用就越来越少了 。目前 ，冯军一天大约送120个件，放进快递柜里的不超过5件 。

　　自从收费后 ，用得就少了 。“不管什么原因 ，快递进了柜，只要超时就得付费。那还不如放家门口，省钱又不用惦记取件的事儿。”习惯了网购 的姜欣说 ，“对于手机 、化妆品等高价值商品 ，使用快递柜还无法当面验货 。万一投递物品在运输中有损坏 、被调包 ，很容易带来麻烦和纠纷。”

　　最不喜欢快递柜 的 是老年用户，“还得下楼取件 ，再往家提，太麻烦也拿不动 。有 的东西太沉，选择快递就 是解决最后这一百米 。”

　　快递驿站、小门店以前就承担着收发快递 的功能，这也压缩了快递柜 的拓展空间。产业时评人张书乐预测，目前 ，智能快递柜很容易被快递驿站或小门店替代 。究其原因 ，快递柜 的存储空间有限 ，大件放不进，小件放不完。商家希望通过超期收费提高流转，也是争议颇多 。而快递柜选位要求也高，方便用户 的地方租金太贵 ，控制成本带来 的局限性，使小区柜机覆盖率太低 ，达不到良性的投入产出比例。

　　与之相比，小门店 ，或快递驿站空间大，有专人值守，还能提供送货上门 ，没有相应的成本，还能增加店家的声誉 。

　　出路：跨界经营 拓展多项生活服务

　　面临困境的智能快递也在寻求出路 。最近 ，以收取包裹为主业的快递柜，还探索起了生活服务 的新业务。

　　记者在智能快递柜 的显示屏上看到，除了“取快递”和“寄快递” 的基本功能，显示屏上还能选择“洗衣洗鞋”“储物下单”“商城”等花哨的服务。

　　打开快递柜的微信小程序 ，“生活服务”专区出现在主页的显眼位置 ，再往下拉 ，才 是储物服务等其他业务 。商家主推的洗衣服务目前支持衣物清洗、鞋靴清洗和家纺清洗三个大类，具体包含羽绒服 、毛呢大衣、毛衣 、运动鞋、床品 、毛毯、蚕丝被和窗帘等 。

　　在价格上，衣鞋搭配洗3至5件 ，价格在99元至149元 ，冬衣 的价格会贵些 ，如单洗一件短毛衣 、短毛呢大衣，价格分别为55元、65元 ，目前洗衣洗鞋对新人优惠力度较大 ，如洗护一件羽绒服 的价格为39元 。对比发现 ，相较于线下洗衣店，快递柜洗衣价格上 的竞争优势不算明显。

　　“快递柜不就是取快递包裹用的吗 ？”调查发现 ，十余位市民中多数人认为快递柜就是个保管包裹 的机器 ，对其他功能知之甚少。拓展新 的服务，有人认为是“不务正业”，也有人觉得，它比传统洗衣店离居民更近，丰富了智能快递柜的使用场景，是寻找服务盈利模式 的新尝试。

　　专业人士认为 ，开拓洗衣业务只是多元化快递柜减少闲置空间的一个补充打法 。线上下单的洗衣业务此前也曾单独出现在市场中 ，但很快难以为继。快递柜洗衣尽管可以节约成本 ，但整体受限。快递柜的容积和呈现形态固定 ，无法像传统干洗店那样实现稍昂贵或特殊材质衣物 的放置要求 。

　　此外，探索新 的服务领域不仅要花钱搭建生产线，还要“烧钱”来通过试错去获得经验，这个过程不会太短，还可能让跨界的快递柜厂商出现“水土不服”。

　　专家：适应市场解决最后一百米需求

　　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相对于高额 的成本及消费者接受度不高的现状 ，快递柜盈利 的新模式仍旧比较单一 ，投资回报率也不高 。总体来看 ，国内智能快递柜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　

　　业内人士赵小敏预计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快递送货上门 的方式还是末端派送的主流。除了配送上门 ，快递柜 、驿站代收点 、自提都是末端派送多元化的重要组合路径。

　　从中长期来看 ，快递柜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快递柜企业要找好角色定位 ，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 ，并与整个行业发展的协同。与社区生活融合 是发展 的方向，尝试与物业联动，开发冷柜 、提供居民日常必需品等来解决问题。

　　尽快取消超时收费，避免引发消费者诟病，维护快递柜行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的品牌形象……打通快递业的“最后一百米” ，更是让消费者接受服务的关键 。只有品牌形象好了，终端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消费者的接受度才会慢慢提高 ，市场才能繁荣起来。(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师悦)

选择春节后离婚 的人们******

　　“不留遗憾 ，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 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 ？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 ？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 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 ，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 。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 ，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 ，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 ，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 ，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 ，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 ，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 ，但在年后办理离婚 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 ，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 ，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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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 ，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 ，年后扎堆离婚 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 。声明中解释 ，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 ，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 ，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 、混淆视听 。

　　无独有偶 ，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 的视频 。据此 ，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 ，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 ？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 。总体来看 ，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 ，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

　　1月31日 ，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 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 的人数为3对 。处于正常状态 ，并没有所谓结婚 、离婚高峰期 。”

　　然而 ，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 ：“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 ，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 的预约日期 、人数已满 ，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 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 ，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 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 ，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 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 。”该接线员解释，这 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 ，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 。这 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

　　此外 ，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 、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 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 ，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 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 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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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 ，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 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 ，所以我们还 是把离婚 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 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 ，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 ，梁女士还 是有些哽咽 。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 ，但她已经知道离婚 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 。”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 ，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 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 ，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 ，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

　　过年期间 ，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 的父母表达了感谢 。在梁女士看来 ：“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 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 ，也 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 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其公司成立 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 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 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 ，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 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 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 ，尤其 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 ，分担春节期间 的家务等等 ，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 ，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 ，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 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 。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 。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 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 ，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 ，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 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 ，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 ，最后还 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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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 的攀升早已不 是新鲜话题 。自2003年开始 ，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 。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 ，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 ，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 ，粗离婚率为1.05‰ ，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 ，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 ，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 ，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 ，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 ，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 ，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 的可能性 ；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 ，社会进步带来 的人们思想解放 ，对传统婚姻 的理解发生变化 ，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 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 ，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 ，离婚率走高 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 。“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 ，目前仍旧缺乏有效 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 ，2019年后 ，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 ，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

　　对此 ，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 ，文军表示 ，离婚冷静期 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

　　在文军看来 ，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 ，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 、社区调节工作 ，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